當代中國的反戊戌運動(圖)


當代中國的反戊戌運動(北京故宮銅飾/公用領域)

【看中國2018年1月14日訊】戊戌落地為種

120年前,1898,清朝光緒皇帝毅然下達《明定國是詔》曰:“數年以來,中外臣工講求時務,多主變法自強。邇者詔書數下,如開特科,汰冗兵,改武科制度,立大小學堂,皆經再三審定,籌之至熟,甫議施行。……”

於此,中國開啟了撼動中外的政治改革——戊戌變法。舉其犖犖大者,計有:

•準許地方官與士民上書
•更改上海《時務報》為官報,創設京師報館
•解除報禁(允許民間創立報館)
•舉辦京師大學堂
•所有書院、祠廟、義學及社學一律改為兼習中西學的學堂
•各省設高等學堂,府城設中學,州縣設小學
•鼓勵私人開辦學堂
•設立翻譯、醫學、農、商、鐵路、礦、茶務及蠶桑速成學堂
•派遣皇族宗室出國游历,挑選學生到日本游學
•廢八股文、
•在各省設商務局、商會,保護商務,推廣口岸商埠
•開放八旗經商的禁令,命其學習士農工商自謀生計
•倡辦實業,促進生產。
•允許私人開設軍事工廠
…………

戊戌變法,旨在變中國為君主立憲國家,匯入世界文明主流。惜乎國運不濟,功敗垂成。103天維新之舟,驟然翻轉,憲政遽行夭折,百日維新,永留历史之憾。

然而,也正是自該年起,戊戌之火種,植入了中國的精神中樞。

120年來的戊戌主題及其變奏

今年,2018,又是戊戌年了。

兩個甲子已經過去。中國的近代舞台上經历了多少輪回!以戊戌變法的視角透視120年來的中國政治史,人們發現其中充斥著戊戌事件的種種變奏。120年間的不少政治博弈,都可以找到與當年似曾相識的政治力量和政治邏輯。而在每一輪回中,都依稀可見自己的慈禧,自己的光緒,自己的康梁。

可以說,有一個基本的戊戌主題貫穿著現代中國的政治變遷。這一主題幻化成各個變形的“戊戌事變”。

這點特別明顯地呈現在1949年之後的中國政治格局中。不幸的是,在多次博弈回合,常常是“慈禧”戰勝“光緒”、“康梁”,即“後黨”戰勝“帝黨”。

人們可能還記得文革中那篇毛的御用文人戚本禹的《愛國主義,還是賣國主義?——評〈清宮秘史〉》文章。那是毛澤東射向劉少奇的致命炮彈,是文革主題的宣示。文中毛澤東對光緒及其帝黨的深惡痛絕躍然紙上,反襯出了他濃重的慈禧後黨心結。在他的詞典中,帝黨親西方開啟國門而後黨反西方封鎖國門,是故帝黨“賣國”而後黨“愛國”(後來還加上了義和團)也。由是觀之,除慈禧外,毛是近代中國最主要的反戊戌維新的象徵符號。他在文革前整肅彭德懷及文革中整肅劉鄧、林彪、折磨晚年周恩來以及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,若隱若現,我們不難瞥見慈禧與光緒的身影,作為一代代“戊戌後人”,他們聯袂演出了一幕幕“戊戌”活劇。

我們記憶猶新的,是上世紀八十年代鄧、胡、趙針對太上皇毛的暴政而啟動的洋務運動以及半弔子戊戌變法。雖是半弔子——“曲折往復,進二退一”——然而,畢竟非止於百日,而是十年之癢,撓得神州風生水起。

之後,八十年代晚期鄧小平與胡耀邦的關系,特別是鄧小平在1989年與趙紫陽的政治決斗,更是一典型的活生生的戊戌政變重演。只是鄧取代了當年的毛而搖身變為“慈禧”,於是輪到由趙紫陽來充當“光緒”了。垂簾聽政的鄧小平與名義上最高職位的“君”——趙紫陽,存在結構性困局,蓋源於權力的名與實不符,以及權力和責任的不對稱。所謂名實不符,系指最高權力的名義與實際是分裂的。它們不是統一於一人身上,而是分處於兩個不同人身上。名義上的最高權力者是趙,實際上最高權力者為鄧。但是,權力的運轉自有它趨向名實相符的邏輯。光緒當年的“百日維新”,除了是其思想傾向的結果外,從權力運作的邏輯看,也是虛君(僅有名位者)尋求名實相符的實權的自然趨歸。當年的趙自然也不例外。

中國近代這一系列“戊戌事件”的變奏,其幽暗的結局在心理上給了多數中國政客一個強烈暗示,即主張開國門睜眼看世界的“光緒”們多是悲劇性落幕;而閉關鎖國的“慈禧”們卻常常得手。對於後世政客而言,何去何從?結論不言而喻。

不難想象,習近平獲得的正是此類“历史教訓”。在這類成王敗寇的心理暗示下習氏走向“慈禧”,亦步亦趨效法毛澤東的手段與路線。不過,他顯然是忘了其老祖宗的提示:

卡爾·馬克思在《路易·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》里曾說過,历史事變和人物,如果重復出場,那麽,“第一次是作為悲劇出現,第二次是作為鬧劇出現。”

毛對中國造成了曠古悲劇,如今習邯鄲學步趨毛,致使一場曠古鬧劇正在故國煞有其事地發瘋出演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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